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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底层访谈录19反革命分子刘德

2019/06/09 来源:宝坻信息港

导读

儿童止咳儿童止咳儿童止咳19反革命分子刘德采访缘起:刘德这个名字,我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,那是1992年隆冬的某日黄昏,我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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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反革命分子刘德

采访缘起:刘德这个名字,我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,那是1992年隆冬的某日黄昏,我与老李一块在大墙内兜圈暴走,不料他突然刹步发问:晓得刘德么?我边摇头边继续赶路,他只好追着我叫道:此人是1985届反革命,因为一堂课,判了7年刑。

我当时没在意,因为李必丰有没头没脑、独往独来的艺术家脾性,你若较真,他反而会前言不搭后语——直到2002年隆冬的某个夜晚,我再次听诗人雨田提到刘德,内心不由一震,赶紧打探,得到此人仍在绵阳本地做临时工的确切信息。

圣诞节前夕出了点事,我家受到警方突袭,散失了部分冤案资料,但我始终没停止追踪刘德。几经周折,我终于在2002年2月21日下午从成都出发去绵阳,约见一位刘德的故交。经四处联络,方在天色黑尽时探明刘德的大致去向。

我们找了辆车,在城郊十几公里的路段来回跑了三趟,终于在一加油站旁边发现一鬼火闪烁的土路。车缓行几百米,在一派凄凉中抵达新华书店储运料仓库的门。叫门,无人应答。我们才注意到在车灯照射中的楹联:祥云普降意欲达;金光高照气如虹。原来是座无殿无香火的弃庙。

我们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,到底感召了守门人。刘德?他将我们上下盯了好一会儿,方接过我朋友的小灵通,给一个双方共同的熟人打,得到不是匪类的担保后,就给了我们不确定的指点——跟着,我们就驶入了迷宫中的村庄,并迎着寒风探出头,撕心裂肺地叫刘德。犹如一个梦,所有的房屋都相似,脑袋一个接一个从二楼或三楼窗户探出来问:喊啥子?这儿没刘德。车再次撤退回来,载上守门人进村。我们停在一个路口,守门人下车,七拐八弯,消失了大约半个钟头。终于有一只手在黑暗中向我们招摇,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墙根蹦出来说:我是刘德,你们跟着我,绕过两根土埂和一个大坑,就到家了。(以下,刘:刘德;威:老威。)

威:刘德先生,总算找到你了。

刘:这荒郊野地,真有点难为你们了,没跌跤吧。

威:我们从成都出发,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快车,抵绵阳天已快黑了。没顾上吃饭,就赶到新华书店宿舍,在大门收发室,××兄一个个联络与你沾点边的人,小灵通(一种类似的区域性通讯工具,因单向收费而备受用户青睐——老威注)都用得烫手了,才打听到你在这离城十几公里地租了间农舍。

刘:农舍?太雅了。你当我是晋代陶渊明躲在这儿隐居么?

威:你没,没呼机,也没有门牌号码,相当于隐居吧。

刘:原准备安个,想想又算了,白交几十元话费,图个热闹,不好。热闹要惹祸。

威:这房实在太简陋,还是毛糙的水泥墙面,连钢筋都露在外头。家徒四壁,你空荡荡的朝里一站,倒像个搞建筑的民工。

刘:我就是民工,不过一般民工都这个地那个地的流动,我这个民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钉在新华书店库房里捆书、码书、装书、卸书,月工资500元左右,所以租不起城里的房子,只好跑这么远栖身。难啊,老婆是农村户口,一家三口的嘴都栓在我的裤腰带上。

威:不容易。

刘:像控诉旧社会的歌里唱的,星星满天就出门,走出一段村子里的黄泥路,去赶进城的头班公共汽车。我是临时工,饭碗没保障,所以不敢迟到。好在干体力活不费脑筋,人一累瘫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

威:你一个四川大学的老牌高材生,曾经也算个风云人物吧,就如此安于现状?

刘:这是命。

威:那我们今晚就从你的命谈起吧,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你的大致情况:出生于四川安岳乡村,1977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,不愧为天之轿子……

刘:以我当时的成绩,可以上全国任何大学,但我出于乡土观念,终选择了川大。77届,文革结束、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,多叫人羡慕呀!不仅全国,全世界都为之瞩目。我们中文系,102位同学,大约30%为高干子弟,另60%有家庭背景及知识渊源,只有6位同学来自农村,我呢,就是这6位中年龄小的。

威:不简单。我晓得77、78、79,连续三届高考的竞争都非常激烈,因65年后,由于教育要革命,致使高考中断,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初、高中生从学校涌入广阔天地,摸爬滚打,政治方面早熟了,可青春和学业却被耽误了。

刘:老三届的特点是年龄偏大,自学能力强,思想活跃并超前,加之教材滞后,经常在课堂上,老师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,无所适从,无法照本宣科。因为稍不留意,就会受到诘难,下不了台。这可是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呀,当红卫兵,造反,武斗,上山下乡,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?要说辩论演说的口才,随便抓一个都比老师强。但是,历史的错位使他们成了学生,在当时,也只有通过考大学,才能在一夜之间鸡犬升天。回忆起来,我对课堂印象不深,激动人心的好时光都在课外,例如参加锦江文学社,写诗、小说和评论。伤痕文学很风行,文学社自筹资金创办的《锦江》文学杂志影响相当大,在校内发行一部份,我们就成群结伙,拿到校外去卖,春熙路、总府街、校门口、锦江宾馆周围都是发行点,一元钱一本,抢购一空,没买着的还不甘心地追着我们问这问那,场面火爆。那时,文学社的才女是徐慧、龚巧明,一诗人,一作家,诗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伤感,叫人读着读着,眼里不知不觉有点湿润。她们毕业后,都分配到作协,徐慧在《青年作家》部干了一段,不久就出国了;龚巧明一腔热血进藏,写了不少好小说,却死于一次翻车,太可惜了。另外,评论界的名人王岳川,北师大教授,我在中央电视台还看见过,也是我的同班同学。

威:解冻之后就是文学的繁荣期,毛死后的中国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些相似吧,民间的各种压抑已久的情绪都想借文学发泄出来。好了,长话短说,你毕业后就分配到绵阳吗?

刘:先准备到《四川》内江站,因名额被会拉关系的一位同学占了,只好再分配到绵阳地区文教局。84年,文教分家,我就到文化局所属的《剑南文学》杂志当。现在这份杂志属文联,还在办,不过主要刊登中、小、学生的作品,发行渠道也主要是中小学。

威:记得80年代,我还在《剑南文学》上发表过散文诗。

刘:文学时代嘛,所有的杂志都火,名家稿子也多。绵阳地区不少作家都是通过《剑南文学》走出去的,赵敏,女诗人;郭同旭,气功大师严新的专职吹捧作家,一本书卖好几十万本;还有雨田,得过两岸很多奖的本地大诗人,过去跟我在同一张桌子编稿。绵阳是省会成都的卫星城,文学青年一浪接一浪,在学校,文学社团更是雨后春笋,密密麻麻地长势喜人。为适应社会,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,《剑南文学》的或作家、诗人经常应邀去学校讲课。

威:多少钱一课时?

刘:完全免费。那年头在有一点上延续了毛泽东的经济计划时代:蔑视金钱,至少不重视金钱。特别是以普及文学为己任的文化人,一说钱,自己都觉得该煽自己两个嘴巴。我敢说,当时所有的杂志都讲过课,而不象现在,编的编,写的写,分得很清,举手投脚都要经济效益,所以就只有文学垃圾而没文学。

《剑南文学》小说耕夫是我的朋友,他与本地各中专混得熟,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课讲,忙不过来,就摊派些任务给我。1985年5月17日晚饭后,一辆大货车刹到我的住处,车上跳下一群绵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,热情洋溢,不由分说,将我请上货车就一阵风驰电闪,驶向该校礼堂。

威:这么说,全校师生都出动喽?

刘:没有。开始礼堂内就20多个学生,因为那年头请校外文人讲课很风行,跟日常生活一样,我又不是名家。但是我年少气盛,心高气傲,觉得自己比许多名家更有名堂。果然,我的话匣子一旦打开,就滔滔不绝,妙语连珠;连续讲了三个小时,连水都顾不上喝。而听众也由稀稀拉拉的20多个增加到好几百,不仅座无虚席,连过道、窗台、门口都挤得不透风。许多人挤不进来,就一堆堆地趴在窗外,我边讲边用眼角环视左右——连一人多高的护窗,甚至树上都有人。

威:你也算超水平发挥了。

刘:现在这副倒霉的小老头模样,你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刘德了。《列宁在1918》,记得吧?如果让我继续发挥,我能讲到天亮,那场面说不定比老电影1918中的演说还要壮观。我的题目是《今天和今天的文学》,作为例证,我评论了众多当代作家及作品,比如李国文的《故土》、《花园街5号》。由于解放军作家李存葆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代表作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受到官方推崇,风靡一时,我就拿它作为靶子,阐述了我与正统的主旋律相佐的观点。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,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,就该反对一切战争,包括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,我也反对。

威:现在的所谓反战同你80年代的反战可不太一样。

刘:总之,一将成名万骨枯,一个堪称战争英雄的将军,他的双手肯定沾满了鲜血,古往今来都如此。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却从正面肯定,喧染了非正义的战争,鼓励战士们去送死。

威:这叫爱国主义。

刘:中越、中朝过去都亲如兄弟,因为要并肩作战,打美国鬼子;后来美国鬼子跑了,人家要搞人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了,要投靠苏联了,我们的脸面下不来,两兄弟马上反目为仇。先是老山的边界摩擦,然后投入野战部队,终于一口气打到越南重镇谅山。深入别人国土几百公里,还叫自卫反击战么?当然,这是国家行为,小人物奈何不得,但总可以发发议论吧?兄弟邻邦打来打去太没意思了,而文学对一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有另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。

威: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我也读过,还拍成了电影。但是现在,我几乎全忘了。这种按中央文件打造的应命文学,虽然名噪一时,但留不下来。花环飘零后,花环下的累累白骨就再也引不起后人的兴趣。

刘:我的话还没有你说得狠。

威:我恍惚记得魏京生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,也就是说,他在中越之战打响前夕,同一位西方聊到当时路人皆知的时局,并阐述了与你相似的反战观点。他因此坐了十几年牢。

刘:我不晓得魏京生,但同老外侃国内敏感问题总有不妥。

威:除了文事,你还涉及到哪些方面?

刘:我谈到改革,中央雷声大,地方雨点小。比如绵阳,人事机构越改越多,越改越浮肿庞杂,编一份文学月刊,两三个人就够了,偏偏十几、二十个人,从科级到处级,占着茅坑不拉屎;我还谈到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,历史倒退,百姓遭殃;我还点评了四项基本原则,认为与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相抵触。因为说到底,执政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,否则合法性就值得怀疑。

威:我感到奇怪,作为过来人,我觉得1985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。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,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,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,于1984年彻底破产。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,异常活跃,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《青年论坛》,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。我的友人卢从文,当时就读武汉大学,曾聆听过温元凯、胡平的公开演讲。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,逐条批驳,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。在成都,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,如智协,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,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,发展会员,创办刊物,搞得轰轰烈烈。《大时代》上的作者,如高尔泰、墨哲兰、冯川、周伦佐等,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。至于我自己,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,由于1983年1月在《星星》诗刊上发表组诗《儿子们的年代》,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,受到批判,株连了《星星》,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。可到1985年,《星星》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,发表在《文学报》,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。

刘:你讲得不错,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,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,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,因为经历了文革,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。我在部,读南来北往的书刊,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,左派臭极了。可绵阳,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,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。你是盐亭人吧?在这儿,当官的60%都是你的老乡,盐亭苦寒,出产匮乏,所以你的老乡们,打出娘胎,就懂得溜须拍马,削尖脑袋朝外地钻。结果老乡串老乡,大老乡提拔小老乡,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。

威:你在骂我?

刘:我在发泄。因为整我的《剑南文学》主编谢某某,就是你们盐亭人;杨某某也是,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,据说本人倒还廉洁,却收了大帮子贪官、奸商门生。我这人,愤世嫉俗,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,可没想到,仅因为一堂课,就惹下了终生遗恨。

威:在以言治罪方面,绵阳算独步中国了。

刘:对。那晚快结束时,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,不像在校师生。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,其中一位就站起,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,提醒演讲超时了。后来我才晓得,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。

1985年5月26日,也就是9天后,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,并实施拘留审讯,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。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,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、刘某某,要他们稳住我,别忙打草惊蛇。收容所是关偷儿、赌徒、乞丐、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,人流量大,如牲口市场,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,天天大汗淋漓,还要应付审讯。我熬到7月份,就转至看守所,按程序,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,态度要稍好些,不打不骂了。8月26号,我入狱刚满3个月,检察院来人动检,跟着送达《起诉书》,这时,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。王律师30岁左右,见过世面,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,也算我的恩人。

11月6日上午,我被提出监舍,带着手铐出庭。由于是公审,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,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。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,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,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。作为例证,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,并指出: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?

威:真他妈胡扯。

刘:接着宣读了证词,即工业学校50多位师生写的揭发材料。我的脑袋嗡地大了,因为证词上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。

威:比如哪些话?

刘:就是《起诉书》《判决书》里引用的我要看到共产党垮台、新的主义代替共产主义,新的政党代替共产党之类。

威:有证人出庭吗?

刘:没任何证人露面。我当时情绪反应强烈,一再要求揭发者出来与我当众对质,都被法官喝断了。什么群众揭发?公安局和校领导往师生跟前一站,再启发、动员,谁还能不写?文革中批林批孔,把林彪和孔夫子弄成一家子,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写了批判文章吗?

威:有演讲录音吗?

刘:我的律师也质疑过,没录音,没证人,所谓证词也是学生们事后根据回忆提供的,这就不能排除诱供,受唆使作伪证的可能;甚至证词提供者是否在场都值得怀疑。公认人回答不上来,律师就趁势申明我无罪,并强调不能把过激的政治言论或政治错误与犯罪混为一谈。眼看公诉人招架不住,法官却赤膊上阵,连吼住口,并威胁要把律师赶出去。

威:这幕闹剧太有意思了。

刘:公诉人有法官撑腰,缓过劲来,又继续出示东拉西扯的证据,《剑南》负责人谢某某、刘某某创作的我一贯对党不满言论,连玩笑话也记录在册,什么犯了毛病你要改,你不改,要劳改等等。连我谈恋爱也被斥为流氓罪,警察还调查审讯了我的对象,与我保持通信的其它两人,指称耍流氓也同反革命有前后因果关系。我的律师气得脸都变色了。唉,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,奈何?终于,法官看了看表,宣布休庭。整个过场走了一个多钟头,稍后接到《判决书》,徒刑7年,剥权3年,我不服上诉,被驳回。原来我的刑期早就定了,开不开庭都是一个结果。

威:你咋晓得刑期内定了?

刘:律师透露的,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,离开了绵阳。一般来说,重大的政治案不由公、检、法说了算,而要上报政法委员会。省里管政法的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主任。

威:我明白,政法委属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,它既管法院,又管律师。不少案子,连当事人的律师及辩护口径都由政法委安排。

刘:关于我的事,海外报道很多,香港的《文汇报》《大公报》都做了醒目的标题,如共产党培养的反党大学生,真是五花八门。据说四川方面把我作为反动典型报到中央,主管政法工作的乔石还签了字:此案全国少有。并把四川的刘德反党反人民与上海的杨巍投敌叛国相提并论,要杀一儆百。

威:听李必丰讲过,你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。

刘:铁案嘛,翻不了。随后去四川广元荣山煤矿投入劳改,编入掘井队,没日没夜地陷在几十米深的井下。不过,我的个头矮,腿软皮松,只能跟在打巷道的屁股后干些杂活,修修水沟,调调水泥。一年多后,时来运转,我上地面当起了教书先生,教文盲劳改犯识字,瞎混了四年余。

威:你被整服了?

刘:我申诉了五年,每年至少申诉10次以上,每次我都把《申诉状》同时抄写六份,中央、省、市各相关部门一份,同时投寄出去。

威:有回音?

刘:石沉大海。两年,大队长找我谈话,暗示只有停止申诉才能减刑,于是我照办,监狱就给我减了两次,让我提前一年半出狱。

威:按常规,政治犯是很难减刑的,除非有特殊情况。

刘:你指国际压力吧?我承认,自判刑以来,海外媒体一直关注这件事,西方各人权机构通过各种渠道,坚持追查我的下落。但是他们和我的立场、情感不一样,他们只会干扰我的生活,带来更大的麻烦。

威:我不明白。

刘:我出来后收到不少信、杂志、书以及贺卡,寄自英国、荷兰、挪威、美国,有普通的同情我的市民、学生;也有各个国际笔会中心,他们一直想帮助一个叫刘德的在狱作家。可惜劳改时,我蒙在鼓里,政府对内对外都封锁了消息。这是毛时代的传统,你施压越凶,他反弹得越厉害,就象大墙内的红衣主教龚品梅,关了30多年,西方年年都在呼吁,连罗马教廷和政府要员都数十次出面交涉,要求放人,可咋样,牌在我手里,想押多久就押多久。幸好我不够资格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张牌。

威:你这种心态有问题,你冤枉坐牢,别人关注还有错?

刘:邀请信不少,挪威、德国、美国,组织和个人都请我去,人家把我当成历尽沧桑的作家。但是,人贵有自知之明,我不会外语,除了早年给《锦江》投了几篇幼稚习作,几乎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。所以,在所有的邀请中,我只选择性地给英国笔会中心回了一封信,大意为:1、我本人不是作家,因此不会接受对一个作家的邀请;2、我没有作品,因此没资格,也不会考虑成为国际作家笔会的会员;3、作为中国人,不管受了多大委屈,都应当爱国。当然,如果能去西方旅游观光,我很乐意,可是没钱没护照,去不了。

威:你倒诚实。

刘:老实人吃亏吧。鲁迅先生说:一个人说真话,就不被别人理解。

威:被人理解是两方面的,这么多年,你也没有寻求别人理解你嘛。

刘:啥意思?

威:你先是被动坐牢,到后来,你不知不觉放弃了前半生那种闪光的青春冲动,自我封闭太久,灵魂就成监狱了。

刘:一个人的命是有定数的。

威:知识分子也信命?

刘:我老家安岳乡下,出了个算命的,上通天文下晓地理,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。

19岁那年,这位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,以及腰间的一颗大红痣,就掐指算出我22岁要离乡外出,读书升学跳龙(农)门。当时没人信,因为1974年,老毛没死,文革还在搞,城里人出差还要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证明呢;一个农村娃离乡去升学,更是天方夜谈。于是我妈就请求作进一步解释,先生爱理不理地抛了句天机不可泄露。

果然,这天机就是唐山大地震,中国连死周恩来、朱德和毛泽东,接着粉碎四人帮,再接着恢复高考。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,那可是我老家几十年出的个状元。

威:这么神?也许是撞上的。

刘:更神的是1985年,我出事前的半个月,一向不太出门的妈妈到绵阳来,硬要拉我回家避祸。我年少不懂事,就嘲笑妈妈迷信。可老人家说:那神算先生推断我有牢狱之灾,要离开绵阳这是非之地,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。先生还说:要老实,少说话,少动气,切忌跟人吵,这一劫要持续到1987年阴历8月间,不出事,方免。

我不信这一套,妈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,千叮咛万嘱咐之后,总算回去了。唉,世上没有后悔药啊。

第三次是1992年,我新婚燕尔,就趁回门,把妻子的生辰八字给神算先生看。先生把我的八字重新翻出来,对照着,边掐算边念念有词地合八字。结果,脸色刷地变了,连命金也不收。我再三追问,他才吐出不死则离四个字。我象挨了一闷棍,晕乎乎地回到家中,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,我前妻真从二楼摔下来!当时她正搭凳子,垫脚往阳台上晾衣服,不料旋头风一刮,她就倒栽下去,脑壳戳在铁桩上,头盖骨都稀烂了。

威:你就整日生活在一种无休止的不祥预言里?太可怕了!

刘:这位算命先生是我的隔房亲戚,前妻亡故时,他又对我说:再婚,改变个性,融入这个世道,学会巴结,讨好大家,哪怕一泡屎也要当饭吃了;要提醒自己,一天至少笑三次,开头不习惯,不自然,渐渐就习惯成自然了,笑得把啥子苦事都忘了。直到时来运转,突然变天,我平反了。

威:你能做到么?

刘:做不到,所以要慢慢磨。我是一颗灾星,从读书升学开始,就注定了劫数不断,还连累家人。妈妈死了,是被我气死的,她害有风湿心脏病。我坐牢,家里一直瞒着她,瞒了两年,到底露馅了。她喊着我的小名,突然就倒在地上抽搐,造孽啊。

我爸爸是老革命,1950年在天灵山武工队剿匪,立过功,与他同时代的人,起码都当地委书记了。可他恋家乡,怕出这门,就留在村里当生产队长和会计,20多年了,德高望重。可这一来,成了反革命的老子,威信一夜之间就扫地了。乡里乡邻指指戳戳,干部就当不成了。连两个弟弟也受到歧视,被迫退学。

威:跟他们有啥关系?我坐牢时,我爸为了打探儿子的音讯,还养成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呢。

刘:大城市和乡下,一个天一个地。我两个弟弟读书都是名,升学没问题的,但是同学都不理他们。后来,老师找他们谈话,说为了不影响学校名声,你们自己离开吧。

威:后来呢?

刘:他们和妹妹都外出打工了,听说在新疆和浙江的啥地方。总之,已经多年不回家了,一个乡间的旺族就因我而衰败了。

威:你没想过离开这地方?

刘:到哪儿都这命。

威:你一边在算命,一边在下意识地抗命。

刘:那就到此为止吧。

(文化责编:樊鹏飞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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